第88章 改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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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月下旬，徐平兼任行营都部署，晏殊不再管军营事务。消息传出，河北路局势一下紧张起来，这一任命明确表示了战争即将来临。
数日之后，在大名府设提举义勇司，隶殿前司，掌河北路和京东路义勇事，实际上掌管禁军的预备役和乡兵义勇。至此地方军事系统彻底明确，巡检司隶中书，义勇司则隶枢密院。义勇司完全为禁军服务，不服务于地方治安，地方官无权管辖。
枢密院在全国设十一个提举义勇司，各州军分隶其下。招义勇为乡兵，再从其中选出合格的，作为禁军兵员。新兵员在义勇司训练半年之后，由枢密院统一安排，分到各整编完毕的军中。整编过的禁军不再实行终身制，普通士卒在军中五年除役，小校则以十五年为限，除役后回到地方。作为激励，除役士卒和小校回到地方后，可以优先担任公职，其本人终身不再服差役和徭役。提举义勇司与现有的转运使司路不重合，也不与其他路级监司发生关系，由枢密院通过殿前司垂直管理。
以司勋员外郎王仪为提举大名府义勇司，左藏库副使王遇同提举，分派招兵官至河北路和京东路州县募兵。以三个月为限，募兵三万人至大名府，操练之后补入禁军。河北路在籍的义勇约有十八万，京东路稍少于此数，大约是从义勇十人中取一人为额。
与之伴随的，是更大规模的西北军官内调，到河北路充实基层指挥。忠佐司设置的时候，便就有数千西北诸军的基层军官调入，加上此次调入，规模已近万人。
以这些中下级军官为骨架，对河北路的禁军进行大规模整编，以定州为中心，形成数个野战兵团。大致河间府的桑怿为核心，整编三军，代州的高大全为中心，整编三军。中路则由许迁和王逵分任都指挥使，整编云捷军和云翼军。这八军就是用于此次作战的进攻兵力，约三十万人。其余禁军各守地方，防契丹骑兵乘隙突袭。
这八军中淘汰下来的将校士卒，暂时安置在磁州和洺州，作为后备军力。等到战事结束之后，再整编为巡河军，由提举河事统一指挥。为了防止人心浮动，规定巡河军的待遇与禁军相同，依上等禁军发俸。
八月二十六，以六宅使、恩州刺史赵珣为行营都部署司参赞军事，以王学斋为主管都部署司公事。徐平正式以行营都部署视事，召见众将。
都部署司在皇城内东安门附近，是官府收买来的民房，晏殊时曾略作收拾，格局显得比较杂乱。这是临时性的衙门，与徐平以前的陇右都护府类似。皇帝回京时，行营都部署司自然取消。严格讲，赵祯不是亲征，这个衙门就不负责对外作战。
在官厅见过了从河东路和河北路前线赶过来的诸将，因为官厅地方逼仄，徐平请他们到院子里落座。饮一杯茶，聊几句话，一会进皇宫去面君。行营都部署名义上是为皇帝服务的，真正的主帅是皇帝本人，礼仪上所有将领都要进宫领命。
新任擒戎军副都指挥使，与高大搭档的杜杞，喝了一碗茶，见徐平走过来，道：“相公，军中拣汰士卒，俱到磁州和洺州会齐。河东路到此，不下数百里路，极是麻烦，兼且虚耗粮食。这些拣汰下来的人，多是老弱不堪，或是奸滑之辈，不如发配州县，就近安置得好，省无数力气。这几个月军中事务繁多，哪里有暇安排他们。”
徐平道：“军中只要列出名籍，进行编伍，自有沿路地方安排护送。自交到地方之日起，这些人便与军中无关，不耗你们的精力。”
见杜杞的表情，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，徐平道：“伟长，你初入军中，对很多事务看不习惯，此人之常情。我说与你听，此次改的是军制，万不要把制度推到人的身上，对拣汰下来的将校士卒另眼相看。不然，就是给以后反对改制的人立靶子，会有反复。”
制度是制度，人是人，旧制度下的人，同样是旧制度下的受害者。哪怕这些被淘汰的人实际上是从旧制度中得利的，如各级统兵官，也同样是受害者。他们受环境影响，只能适应旧的制度，新制度下无立足之地，失去了生计，这是他们的不幸。朝廷改军制改的是制度，对于这些淘汰下来的人，应该一视同仁，进行教育改造，让他们适应新生活。
把制度和人区分开来，这个弯非常不容易转过来，这是事实。在改军制的过程中，新上任的军官，对被淘汰的军官往往瞧不起，有的甚至处处刁难。
徐平一直强调，包括下公文立制度，尽最大努力杜绝这些现象。杜杞刚转武职，初到军中，思想没转变过来，对这种做法看不顺眼很正常。那些被淘汰的军官，很多都犯有贪赃、渎职等罪行，在改军制时全部既往不咎，被宽大处理了。从枢密院的角并来讲，是不得不这样做。因为有人被淘汰，就有人被留用。贪赃、渎职等职务犯罪，是旧的制度下的普遍现象，如果追究淘汰的人，那些被留用的人要不要追究？此事就无法收场。
把制度改革庸俗化为对人的斗争，确实可以雷厉风行，取得高效率，但也会产生无数错误，埋下无数隐患。终有一天，这些错误和隐患会爆发出来，造成新的伤害，甚至让改革逆转，让大业功败垂成。权术不到万不得已不要用，便就是这个道理，得到了后处，也就埋下了隐患。隐患不去除，随时会爆发，去除则要花上大得多的精力。
徐平前世阶级斗争是典型的例子，土地革命本来是制度革命，农民被解放，同时伴随着的应该是地主的教育改造。对地主的镇压，是地主这个阶级中罪人的镇压，而不是镇压这个阶级中的人。所以土改审判地主，审判的是地主的罪行，而不是他们通过收租雇佣剥削农民。把制度改革庸俗化为对人的打倒，简单粗暴，必然会犯错误，一定会有本来无罪却被错误镇压的地主。如果不是工业化的到来，这种改革是一定会出现反复的。
改革是错综复杂的社会工程，必须精心安排，要有耐心。简单化、庸俗化，把制度变革搞成人对人的斗争，改革必然不能彻底，必然会有反复。甚至一个不甚，就会由于自己的失误，让旧制度卷土重来，最终让事业功亏一篑。
徐平对禁军的改制如此郑重，谨小慎微，便是由于这个原因。宁可现在付出的精力多一点，把困难估计得足一点，不要留下大的后患。
八月下旬，徐平兼任行营都部署，晏殊不再管军营事务。消息传出，河北路局势一下紧张起来，这一任命明确表示了战争即将来临。
数日之后，在大名府设提举义勇司，隶殿前司，掌河北路和京东路义勇事，实际上掌管禁军的预备役和乡兵义勇。至此地方军事系统彻底明确，巡检司隶中书，义勇司则隶枢密院。义勇司完全为禁军服务，不服务于地方治安，地方官无权管辖。
枢密院在全国设十一个提举义勇司，各州军分隶其下。招义勇为乡兵，再从其中选出合格的，作为禁军兵员。新兵员在义勇司训练半年之后，由枢密院统一安排，分到各整编完毕的军中。整编过的禁军不再实行终身制，普通士卒在军中五年除役，小校则以十五年为限，除役后回到地方。作为激励，除役士卒和小校回到地方后，可以优先担任公职，其本人终身不再服差役和徭役。提举义勇司与现有的转运使司路不重合，也不与其他路级监司发生关系，由枢密院通过殿前司垂直管理。
以司勋员外郎王仪为提举大名府义勇司，左藏库副使王遇同提举，分派招兵官至河北路和京东路州县募兵。以三个月为限，募兵三万人至大名府，操练之后补入禁军。河北路在籍的义勇约有十八万，京东路稍少于此数，大约是从义勇十人中取一人为额。
与之伴随的，是更大规模的西北军官内调，到河北路充实基层指挥。忠佐司设置的时候，便就有数千西北诸军的基层军官调入，加上此次调入，规模已近万人。
以这些中下级军官为骨架，对河北路的禁军进行大规模整编，以定州为中心，形成数个野战兵团。大致河间府的桑怿为核心，整编三军，代州的高大全为中心，整编三军。中路则由许迁和王逵分任都指挥使，整编云捷军和云翼军。这八军就是用于此次作战的进攻兵力，约三十万人。其余禁军各守地方，防契丹骑兵乘隙突袭。
这八军中淘汰下来的将校士卒，暂时安置在磁州和洺州，作为后备军力。等到战事结束之后，再整编为巡河军，由提举河事统一指挥。为了防止人心浮动，规定巡河军的待遇与禁军相同，依上等禁军发俸。
八月二十六，以六宅使、恩州刺史赵珣为行营都部署司参赞军事，以王学斋为主管都部署司公事。徐平正式以行营都部署视事，召见众将。
都部署司在皇城内东安门附近，是官府收买来的民房，晏殊时曾略作收拾，格局显得比较杂乱。这是临时性的衙门，与徐平以前的陇右都护府类似。皇帝回京时，行营都部署司自然取消。严格讲，赵祯不是亲征，这个衙门就不负责对外作战。
在官厅见过了从河东路和河北路前线赶过来的诸将，因为官厅地方逼仄，徐平请他们到院子里落座。饮一杯茶，聊几句话，一会进皇宫去面君。行营都部署名义上是为皇帝服务的，真正的主帅是皇帝本人，礼仪上所有将领都要进宫领命。
新任擒戎军副都指挥使，与高大搭档的杜杞，喝了一碗茶，见徐平走过来，道：“相公，军中拣汰士卒，俱到磁州和洺州会齐。河东路到此，不下数百里路，极是麻烦，兼且虚耗粮食。这些拣汰下来的人，多是老弱不堪，或是奸滑之辈，不如发配州县，就近安置得好，省无数力气。这几个月军中事务繁多，哪里有暇安排他们。”
徐平道：“军中只要列出名籍，进行编伍，自有沿路地方安排护送。自交到地方之日起，这些人便与军中无关，不耗你们的精力。”
见杜杞的表情，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，徐平道：“伟长，你初入军中，对很多事务看不习惯，此人之常情。我说与你听，此次改的是军制，万不要把制度推到人的身上，对拣汰下来的将校士卒另眼相看。不然，就是给以后反对改制的人立靶子，会有反复。”
制度是制度，人是人，旧制度下的人，同样是旧制度下的受害者。哪怕这些被淘汰的人实际上是从旧制度中得利的，如各级统兵官，也同样是受害者。他们受环境影响，只能适应旧的制度，新制度下无立足之地，失去了生计，这是他们的不幸。朝廷改军制改的是制度，对于这些淘汰下来的人，应该一视同仁，进行教育改造，让他们适应新生活。
把制度和人区分开来，这个弯非常不容易转过来，这是事实。在改军制的过程中，新上任的军官，对被淘汰的军官往往瞧不起，有的甚至处处刁难。
徐平一直强调，包括下公文立制度，尽最大努力杜绝这些现象。杜杞刚转武职，初到军中，思想没转变过来，对这种做法看不顺眼很正常。那些被淘汰的军官，很多都犯有贪赃、渎职等罪行，在改军制时全部既往不咎，被宽大处理了。从枢密院的角并来讲，是不得不这样做。因为有人被淘汰，就有人被留用。贪赃、渎职等职务犯罪，是旧的制度下的普遍现象，如果追究淘汰的人，那些被留用的人要不要追究？此事就无法收场。
把制度改革庸俗化为对人的斗争，确实可以雷厉风行，取得高效率，但也会产生无数错误，埋下无数隐患。终有一天，这些错误和隐患会爆发出来，造成新的伤害，甚至让改革逆转，让大业功败垂成。权术不到万不得已不要用，便就是这个道理，得到了后处，也就埋下了隐患。隐患不去除，随时会爆发，去除则要花上大得多的精力。
徐平前世阶级斗争是典型的例子，土地革命本来是制度革命，农民被解放，同时伴随着的应该是地主的教育改造。对地主的镇压，是地主这个阶级中罪人的镇压，而不是镇压这个阶级中的人。所以土改审判地主，审判的是地主的罪行，而不是他们通过收租雇佣剥削农民。把制度改革庸俗化为对人的打倒，简单粗暴，必然会犯错误，一定会有本来无罪却被错误镇压的地主。如果不是工业化的到来，这种改革是一定会出现反复的。
改革是错综复杂的社会工程，必须精心安排，要有耐心。简单化、庸俗化，把制度变革搞成人对人的斗争，改革必然不能彻底，必然会有反复。甚至一个不甚，就会由于自己的失误，让旧制度卷土重来，最终让事业功亏一篑。
徐平对禁军的改制如此郑重，谨小慎微，便是由于这个原因。宁可现在付出的精力多一点，把困难估计得足一点，不要留下大的后患。